1990年代后期以来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三个向度

1990年代后期以来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三个向度

人心半遮面っ 发表于:2017-11-09 点击:99

  摘要:随着1990年代后期文化语境的变化,部分作家从物质消费、身体经验和性别视野等日常主题中突围出来,重新开掘了新的话语向度:其一是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对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新“国民性格”进行省思:其二是对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表达一种平民化的人道关怀:其三是于故土家园、人情人性以及民情风俗中发掘真诚、善良和美德,意图以此实现对生活庸常性的超越。考察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维度,对把握作家的自我认同变化以及当下小说的精神重建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日常叙事;话语突围;新“国民性”省思;现实关怀;诗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1-0135-07
  1990年代初、中期的文学创作,较为明显的趋向是作家们很少去涉及宏大的主题,而更多的是以非代言人的角色和边缘化的立场来关注生存经历、个性体验甚至内心的隐秘世界。随着日常生活的浮出、作家价值观的世俗化转向、文学批评话语的分化及期刊栏目的策划,日常叙事逐渐汇成一股主题纷呈的叙事潮流。这在使1990年代初、中期的小说得以摆脱曾经加诸其上的政治文化负载、远离长期以来文学概念化创作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让小说得以进入到一个小叙事的时代,一个以原色“日常生活”及其中的“人”作为主要叙写对象的时代。然而,一些作家在迎来了一个自由的写作节日之后,却又在日常叙事中轻松地建构起一种新的话语意识形态,即在叙事中过于粘附现实细节,表达对物质财富的渴慕和身体感官的享受,不加分辨地与一切世俗迎合,对于人文关怀丧失、精神拯救缺乏的现实背景失却在根源上对其进行审视与追问的勇气,有相当部分作家甚至丢失了最起码的价值原则,以致当代日常生活的真正状况被简化成了一些庸常的物质消费、无聊的精神漫游和自恋的性别空间。文学作为超越生活的艺术真实及其特殊的审美性则被悬置起来。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作家写作视点的多元化和精神认同的自律调整,日常叙事在重新实现文学与人心、与现实的交流对话及提高文学审美品格方面又出现了新的话语向度。
  一、社会转型期的新“国民性”省思
  “国民性”原是日本人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意译”自西方的英语词汇,后再由国人加以改造而引入的外来词,其具体内涵是指某一民族于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普适性的价值理念、社会心理及与之相适应且重复出现的行为特征之和。与之意义相近的还有如“国民精神”“民族性”“民族性格”等。通常,重大政治事件、旧有体制与新制度的更替甚至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等都会使“国民性”发生某种程度上的变化。“国民性”表现出的精神文化与行为方式,无论是对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还是消极作用的方面,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传承性。
  就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自接触和接受西方“国民性”理论之初,就是基于启蒙主义立场对这一语词加以理解和运用,并以此来勘剔那些与时代发展不相宜的民众心理及性格的糟粕部分,循着这一路向,启蒙先驱们对“国民性

1990年代后期以来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三个向度

”的批判得以深入至封建专制体制与传统文化的内核。在启蒙实践方面,从晚清梁启超所倡导的思想启蒙运动至“新文化运动”,更是在文化层面掀起了一场旨在“立人”的思想和文学革命的热潮。特别是将“新民”思想引入文学借以批判、改良“国民性”的方式,逐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文学总主题。寄予着晚清爱国知识分子深厚现实关怀的现代文学,即是在与社会人生的紧密联系中获得了自身的精神特质。
  当热情洋溢的革命青年将时代的主潮定义为“革命”一词之时,文学主潮也从五四时期对“人的精神”与个性主义的张扬转向了对“时代精神”的阐释及对集体主义的崇尚。随着1930年代救亡与革命主题的浮出,致力于启蒙的“国民性”改造主题在现代文学叙事话语中日益边缘化。1940年代后,文艺的“人民本位”观及“工农兵方向”的确立,“暴露”与“歌颂”关系问题的阐明,全面铺开了知识分子反省、批判和改造运动,启蒙主体的个性意识、批判精神和独立品格渐渐消退,也意味着文学启蒙的“国民性”命题在时代主题的冲击下不断地被覆盖。
  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无疑在国人性格形塑和变化方面都打下了深刻的印记。某些人文积习虽然暂时消失于文学叙事之中,但在新的文化环境下也会有新的存身空间。虽然近代各时段精英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改造已经改变了国民性格中诸多不足之处,可随着现代性进程的不断推进,当前转型期社会环境的显着变化必然会反映在文化层面,并进而对国民性格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如经济层面的利益型人格、政治层面的奴从型人格及文化层面的宗法愚蛮型人格等,这些问题人格在当下的日常交往、日常观念中呈现出一种较为稳定的表征和强大的型构力量之势,从而使得自身、他人、群体甚至社会出现一系列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症候。
  当下文学叙事“国民性”主题的再现并不是偶然现象,其有着久长的历时性承传。虽然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国民性”主题曾经中断,但整体来看,有“国民性”症候就有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而“国民性”解剖与“重造”的传统也一直熔铸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中。如1920年代,鲁迅于精神与现实生存的苦难层面剖视了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从对国民精神病态的揭示而深入探视社会和时代的方方面面,通过将“国民劣根性”批判与社会批判融合为一体来辐射自己的思想力量。随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人在1930年代的批评和创作中,都显示出了异于当时文坛主流的审美特征,他们着眼于都市社会中人性的缺失,在坚持文学审美原则下反思现代文明,并致力于个体人生的再造和民族品德的重塑,在强调与启蒙现代性的理性至上之相对话语中,显示出其作为具有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基于“国民性”思考而开启的审美救赎功能。及至1940年代,以胡风、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文人,则在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与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之间,实现对民众麻木意识和奴性人格的批判及主体人格的确立,在继承鲁迅改造“国民性”精神传统的同时,又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作了富有时代特征的阐发和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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