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检举信:七千人大会的意外与转折

一封检举信:七千人大会的意外与转折

乀*专属的爱情 发表于:2017-08-29 点击: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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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前,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有史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开始。按照原定议程,刘少奇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即“书面报告”),经讨论通过成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后,会议就将走向尾声。
  1月27日下午2点,七千人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刘少奇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解释和说明(即“口头报告”)。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了其着名的论断:过去说缺点、错误和成绩是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但现在看来是三七开。而在有的地方,甚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三个小时的脱稿讲话结束后,作为大会主持人的毛泽东未加任何评论,只宣布了以后3天的议程:领导讲话,外加小组讨论,“大会准备在30日结束,至迟31日结束”。
  变化发生在两天之后。
  1月29日上午,林彪讲话。这也是一篇脱稿讲话。林彪首先对“三面红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现在的困难是在“付学费”,而之所以要付这学费,“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毛泽东当即称,林彪“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还提出一个令与会者意想不到的建议:会议延长几天,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一个“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开会,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由此,大会正式转入第二阶段——“出气”阶段,直到2月7日才结束。刘少奇亲自坐镇安徽组“揭盖子”,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被撤职。
  短短几天内,究竟发生了什幺事,以致七千人会议议程突变,安徽政坛发生重大变局?
  
  “引导和把握代表发言”
  1962年1月,安徽省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去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
  出发之前,马骞把一件旧呢子大衣翻新了一下,改成了一件与毛泽东所穿的款式相仿的大衣。
  安徽代表团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内。这里以前曾用于接待在京的苏联专家,当时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代表们每两人住一个房间。虽然还在困难时期,但代表们吃得不错,有鱼有肉还有水果。
  大会1月11日开始,没有举行开幕式。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草稿发到大会,第一天为阅读时间,第二天起,各省以地区为单位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写成简报上报。
  马骞所在的蚌埠小组,由市委书记程光华把每天的小组发言记录整理汇报上去。程光华告诉马骞,曾希圣让他注意“引导和把握第二天的代表发言”。
  多年后,马骞告诉其子、现在安徽省外事办公室任职的马方晨:“我当时想:安徽的问题很多,但因为省领导有意引导,你说东就东,说西就西,大家讲话四平八稳,问题解决不了。”
  此时,大跃进导致的饿死人的现象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蚌埠的灾情也很严重。
  据《蚌埠市志》,蚌埠人口自然增长率自1958年开始出现下降,1960年急剧下降,至1961年的3年间,平均每年出生人数由过去的万人以上降至5457人,而死亡人数由过去的每年2000多人上升到4000多人。1960年总死亡人数10746人,人口自然净增率出现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负数,为负3.67‰。
  蚌埠市以市区人口为主,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并不高,当时在23.4%~25.5%,故相对其他县市,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并不太高,但即便如此,依据官方统计数据,仅1960年一年,死亡率就高达23.72‰,大约是大跃进前年份的3倍(1956、1957年死亡率分别为6.36‰、9.28‰)。
  马骞的老家凤阳,灾情更为严重。“我父亲大炼钢铁时也积极得很,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马方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马方晨在农村任生产队长的叔叔告诉他,其实在建国初的互助组阶段,农民干活“就不着了”(不卖力),但接下来仍然初级社、高级社一路走去,1958年兴建人民公社,农民在公共食堂时吃大锅饭,造成很多浪费。他在马鞍山当厨师的岳父说,常常晚上煮一大锅面条,吃不了就扔了。1959年风调雨顺,但因农民多被派去炼钢,导致庄稼无人收割。粮食没收上多少,征购却惊人,1959年下半年,危机即来。
  老家的大队支书,被村民起了外号叫“杨驴子”,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蛮横。“他去百姓家搜粮食,用步枪的探条在地上插,一点点都能搜出来。农民的锅灶都给扒了,食堂又吃不饱。村干部晚上在高岗上看见谁家生火冒烟,就过去查。我父亲曾送给我叔叔一个兔笼,在里面设置了个隔间,藏了点粮食,晚上偷偷煮点稀饭,还好没被抓到。”
  城市生活比农村要好很多,尤其是在干部家庭。但最紧张的时段,马骞本人亦因营养不良而腿部浮肿。
  粮食本来就不够吃,还老有亲友来吃饭。马骞1940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曾在家乡打游击,故凤阳县其部下也多。他们有时会来马骞家,就为了中午能在这吃顿饭。“我叔叔把我大伯带到蚌埠,想去我家讨口饭,下了火车走不动,就打黄包车,结果到我家咽气了。”马方晨说。
  饿殍遍地,但在公开的宣传中,却是形势大好。马骞曾将蚌埠企业做豆腐剩下的渣滓,运了一船沿淮河到凤阳,准备给饥民吃,但凤阳一个领导却说,粮食都吃不完,豆腐渣滓给谁吃?不要,又运了回来。
  据《蚌埠市志》,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蚌埠有767人被打成右派。1959年下半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又有100余人受到重点批判,19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风声鹤唳之下,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胆小鬼马骞”的检举信
  马骞对安徽代表的小组讨论并不满意。“在七千人大会上,我父亲觉得这会开不下去,都不讲真话,就想写信给中央反映问题,把这些现象摆一摆。”马方晨说。
  晚上,马骞躲在被窝里开始写检举信。因为当时很多人被打成“右派”“右倾”,他内心有顾虑,因此,信写得比较平和,并不很尖锐。这封信的底稿,马方晨现在还保存着。
  马骞写道:“会开得好是好,就是安徽问题没得到解决,安徽问题很多,也很严重。”他还写道,曾希圣压制代表讨论,说小组会上的

一封检举信:七千人大会的意外与转折

发言要有根据,不能乱说。在分组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时,曾希圣说过,安徽出的问题,都是“谭老板”(即谭震林)来安徽作报告惹的祸。谭震林讲话有不足之处,但一篇讲话能起那幺大作用吗?
  七千人大会上,下发了谭震林的书面检查。谭震林在大跃进期间是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曾经响彻全国的口号,就是他的文章中第一次引用的。他还宣传和推广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对“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提法表示赞成。他曾在中共安徽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鼓劲说:“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也就出来了。我看麦子亩产5000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亩产万斤,我看有可能。”党史学者唐正芒在其《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中披露。
  马骞决定,这封检举信不能匿名,否则中央不会重视。“他内心也有心理准备,晚年和我讲:当时准备坐20年大牢。”马方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此,检举信的落款是实名:一个胆小鬼马骞。不过,他怕遭到报复,在信中请求中央为他保密。
  1月25日,马骞把信递交了上去。此后的几天,在不安的等待中度过。
  1月2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宣布,“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因此要将大会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首次作大会讲话,将矛头对准了几个省委第一书记。他说,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省委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我们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也是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像项羽一样,“别姬”就是了。“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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